1977年高考重启是中国教育史上的重大转折，但其过程面临多重社会阻力与质疑，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：

1. 政治意识形态的束缚

  • “两个凡是”的阻力：部分反对者以“两个凡是”（凡是毛主席的决策必须拥护，凡是毛主席的指示必须遵循）为原则，认为恢复高考违背了毛主席1966年废除高考的决定。当时高考被视为“资产阶级教育制度”，而推荐制（工农兵上大学）被认定为更符合社会主义路线。
  • 对改革方向的质疑：有人担忧恢复高考会引发政治动荡，认为考试选拔可能重提“分数挂帅”，与当时强调阶级斗争的社会氛围相悖。

    • 2. 既有制度的惯性阻碍

  • 推荐制的既得利益者反对：原有的“自愿报名、群众推荐、领导批准、学校复审”十六字方针下，部分干部子弟通过特权占据入学名额。恢复高考意味着打破这种特权，触动了既得利益群体。
  • 教育部门的保守态度：教育部内部存在对改革持保守意见的官员，担心政策反复引发“政治错误”，甚至一度拖延招生会议讨论。

    • 3. 资源与操作层面的困难

  • 教育资源匮乏：十年动乱导致教材短缺、师资力量薄弱，许多考生仅能依靠过时的课本或手抄资料备考。
  • 后勤保障不足：恢复高考需短时间内印制数百万份试卷，但当时纸张供应紧张，甚至需要调用印刷《毛泽东选集》的纸张应急。
  • 考生水平参差不齐：由于长期教育断层，考生年龄跨度大（15-36岁），文化基础差异显著，部分考生仅有小学或初中水平。

    • 4. 社会观念的挑战

  • “读书无用论”的盛行：十年动乱中，知识分子地位低下，社会普遍认为“知识越多越反动”，导致青年学习动力不足。
  • 对公平性的怀疑：部分民众担心考试制度仍会被权力干预，例如地方干部可能通过“单位同意”等环节操纵录取结果。邓小平为此删去原招生办法中的“单位同意”条款，强调“不管是谁的子女，考试不合格不能要”。

    • 5. 思想解放与政策推进的博弈

  • 高层决策的分歧：在科教座谈会上，尽管邓小平力排众议，但仍有部分官员对改革持保留态度。邓小平以“不赞成的，就改行”的强硬表态推动政策落地。
  • 舆论动员的复杂性：恢复高考的消息公布后，尽管多数人欢欣鼓舞，但仍有部分基层干部和群众对政策理解不足，执行中存在拖延或变相抵制。

    • 1977年高考的重启不仅是教育制度的改革，更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。邓小平通过政治魄力和务实决策，突破了意识形态桎梏、制度惯性和资源限制，最终使570万考生获得公平竞争的机会，为国家发展储备了关键人才。这一过程反映了改革开放初期新旧观念与利益的激烈碰撞，也成为中国社会转型的重要缩影。